台北，一个满载活力的城市，逾六百万人口在一个狭小盆地里快步生活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（Forbes）曾于2010年将台北评为全球人口稠密城市排行第七名。近年，台北致力于开展各类活动，公众有很多机会参与多元文化的交流，不论是大型节庆活动、示威游行、国际运动赛事，还是艺文演出，往往吸引成千上万民众聚集，这些大型活动俨然成为媒体、社会，甚至国际关注的焦点。由此衍生出的公共安全管理，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。
就台北而言，有三种典型活动会在短时间内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。第一种是节庆活动或文艺演出，例如跨年、烟火节、元宵灯会、马拉松等体育赛事，这类活动通常安排在临时性场地，现场人数和密度极高，如果疏散规划不完善，极易发生推挤踩踏事件；第二种是抗议游行或选举造势活动，像是反核能大游行、同性婚姻游行、选举造势的“选前之夜”等等，民众参加这类活动多以广场定点或街道流动的方式进行，且无法预估参与人数，由于常牵涉到政治观点或敏感议题，参与民众群情激昂时 较易引发冲突；第三种则是公共空间的突发事故，例如台北捷运曾在2014年发生砍人事件，突发意外造成民众恐慌，错误的疏导很可能产生更多危险性。
研究报告通常将台北的人群管理可粗略分为三大层面讨论──政府管理、媒体监督和市民文化，这三个层次建构了台北在大型活动中维持群众安全的稳定机制。针对不同的群众聚集性质，相关单位采取不同的维安控管，并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。
近50年来，台北虽然在少数大型活动上偶发推挤风波，但从未发生过任何重大踩踏事故。
世界第一疏散人流团队──“潮天团”
节庆活动是最常见的大型活动，其中，全年度最大规模的则是台北跨年晚会。自2004年，当时被列为世界最高楼的台北101落成后，台北每年以此为中心举办跨年晚会活动，邀请当红明星演出，并施放烟火，其烟火秀颇受国际媒体关注。2014年12月31日，台北跨年晚会吸引110万人涌入市政府广场，当日台北捷运（大众捷运系统，类似地铁的大众运输工具）运输旅客达296万余人次。台北跨年参与人数和规模逐年扩大，其跨部门的安全维护工作值得一探究竟。
节庆类大型活动通常由警察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维安。由捷运公司提出疏运计划，台北市警察局协助周边交通人流疏导。以2015年跨年为例，台北捷运从12月31日清晨6点开始，连续营运42小时，且缩短车班间隔时间，共动员1600名值班人员进行支援，警方则出动1100人执行维安。台北捷运公司新闻课长凌启尧解释道：“台北跨年虽然不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跨年活动，但比起其他大城市，台北的安全维护工作的确十分周全。”他说台北捷运特派“潮天团”，捷运公司指派个性活泼的工作人员组成临时团队，在旅客等候散场时进行表演。他们用说学逗唱和民众互动的方式舒缓长时间等待的焦躁情绪，“潮天团”同时具有实质疏导和心理安抚的作用，“他们在人潮多时分散人群注意力，我们都说烟火是大秀，疏导散场是‘续摊’，近几年实行后的反应都很好。”凌启尧笑着说。
当然，跨年前透过媒体宣导“分散进场，三线离场”的口号也十分重要。三线分流的策略是以不同颜色标示不同捷运站路线，提供清楚的指标引导民众离场，“潮天团”人员也会在散场时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，指引民众分散搭乘各路线捷运。同时，跨年期间会进行车站三级管制，包含捷运出口丶刷卡闸口和月台，分时段限制人数进出，避免旅客瞬间大量涌入车站。另外，为残障和幼童等弱势旅客设置无障碍电梯，以便快速进出站。台北捷运公司在跨年前后可说是卯足全力进行疏导准备工作，凌启尧骄傲地说：“即使是纽约、伦敦或东京，都没有专人疏导，台北捷运潮天团也算是一种台湾特色吧！”
除了大众运输的人流疏导，大型节庆活动周边则由台北市警察进行管制，负责安全秩序维护，主要任务是避免推挤踩踏等突发意外。台北市警察局行政科专员黄益三解释，交通大队专职外围的交通控管，在人数达到饱和时限制进场，警方规划有“防踩踏小组”，且安排民防、义警、制服警员背着扩音器，在主舞台区及周边持“请勿推挤”的牌子维持秩序。曾任台北市松山分局副分局长的黄益三分享当时的维安经验说：“最难管控的不是搭捷运入场的人潮，而是骑机车到活动周边的民众?！庇捎谄锘等氤〉娜耸薹毓埽一翟谌顺崩锫掖芗追⑸Ｏ?，成为台湾潜在的公共危险。此外，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在活动四周部署待命消防车辆和消防人员，台北市卫生局则设立医疗急救站，对外道路也有规划救护紧急通道。
台湾媒体工作者李郁莉长期观察台湾群众活动，她认为台湾民众秩序感强，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共同默契，在节庆活动中，民众大多抱着同乐心态?！叭绻腥瞬宥踊蚱苹的酰匀嘶嶂鞫浦够ハ嘣际?，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体！”李郁莉这么评价。维安经验丰富的黄益三也认为，台北捷运建构很完整，城市规划也很完善，“类似跨年这种大型活动几乎能在两小时左右完成疏散，且发生踩踏的几率几乎是零?！?br _moz_dirty="true">
游行造势不忘守秩序
抗议游行和选举造势活动则是台北另一别具特色的群众活动，多年来，在“总统府”或台北市政府前广场集会游行的数量逐年增加，超过几十万人响应的游行不在少数。这类活动的主办方必须事先通过集会游行的申请，由警察机关进行审核?；埔嫒得鳎焐蠛税涡兴咔?、活动内容、号召人数和道具，目的是让主办方与警方事先沟通并申请集会资格，“通常是在宽松的条件下核准活动，所以主办单位和警察的合作十分重要?！被埔嫒硎炯嵊涡杏杀０部凭旖兄刃蛭ぃ岣葜靼斐稍弊槌?、诉求安全性、活动内容来安排维安人数，若主办单位是众多团体联合集会，活动组成人员也会较为复杂，警方也需要考量其主办方的控场能力来调配维安工作。人数预估在集会游行中也十分重要，台湾“警政署”采用区域面积法，以人潮密度乘上区域面积推估出总人数，由于人数会受天气和诉求内容影响，警方须根据现场状况进行不同的维安方式?！坝行┏虑榭挂榛疃嵘涎菪卸纾绻崾褂没鸹蚴翘厥獾谰?，警察就需要准备灭火器在旁边待命?！被埔嫒窒砥湮簿?。
作为政治线记者，李郁莉经常在第一线观察民众与维安人员的互动，她认为维安人员通常会依法行事，“不过比起其他地区，台湾执法人员相对温和近人情，会先尝试与民众沟通?！彼馐图词辜嵊涡醒荼涑删穸灾懦逋?，警方通常还是会按步骤执法，即使特殊情况下需要清场，选择水车驱散人群也是相对安全性较高的方式。在集会游行的场合中，现场人员复杂，各方讯息的正确传递十分重要。因此，2014年起，集会游行规范中也针对媒体拟定了新规则。媒体工作者应特别标示身份，且政府单位会设置临时媒体联络人，以防清场时与民众混淆，便于采访工作进行。
另一方面，针对选举造势活动又要采取不同的维安方式。比如候选人扫街拜票（候选人和竞选团队一起沿街和选民们握手，宣传个人政见），警方需事前进行路段区隔或路线协调，甚至在申请时错开不同党派活动的时间，降低不同阵营的支持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，以免发生肢体冲突，“选举造势活动的事前规划和准备工作非常重要！”黄益三说。李郁莉认为台湾选举文化已经生根，民众对造势活动十分熟悉，且抱持开放包容态度，警方安排选举拜票动线时也非常专业，因此较少有公共安全的顾虑，仅在特殊情况下会有不同，她举例说：“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曾在公开场合遭民众丢鞋，此后一段时间，维安人员与民众的关系变得较紧张，是为了避免类似的突袭事件?！?/p>
社群媒体加强横向联系
突发事故是另一类重要的群聚情况，2014年台北捷运在列车行进中发生随机砍杀乘客事件，酿成4死22伤悲剧。此事发生后，相关单位开始检讨?；砘蚴枭⒓苹牟蛔?，李郁莉表示这类突发事件发生几率低，但往往造成重大伤害，虽然相关单位在事发当时各司其职快速应变，但也显示了官方单位横向联系的不足，事发后紧急应变程序错误造成延误通报，各行政机关无法同步掌握最新消息，可能会错失疏散救援的黄金时间，酿成更多悲剧。
对此，台北市政府随后加强了各单位联系的机制。2015年1月，台北市主要交通道路上发生了脚手架倒塌意外，严重阻断双向交通，台北市政府立刻通过社群媒体LINE群组指示各局处，包括“交通局”丶“劳检处”丶“警察局”丶 “工务局”丶“建管处”共同派人员至现场商讨处理，并请“都发局”主政后回报。仅花费一个半小时，现场就恢复双向通车，展现高效率纵向和横向联系。
台北公安维护仍有其缺陷，政府对大型活动的管理欠缺完备规范，目前仍无一套针对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法制规范，包括活动举办前的风险评估机制和公共安全措施的条件与设施标准，也是台北公共安全极需解决并改善的问题。
政府管理、媒体监督、市民文化三大元素交织成台北公共安全的防护网，也成为台北大型活动人潮疏流的最佳保证，台北经验也许不是最佳典范，但其公共安全规划优点仍可作为其他城市的他山之石、借鉴之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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